8月1日上午，杭州发生大规模出租车停运事件，杭州市共计8000多辆出租车，其中大约一半到三分之二的车辆已罢运。

　　据了解，路堵、起步价低、“份子钱”过高等是此次停运的主要原因，出租车司机纷纷提出减少“份子钱”、提高起步价、降低运营规费等诉求。

　　这场基本由农民工的哥自发参与的停运以温和的方式进行，的哥们称之为“休息”，他们将车停在道路两旁，没有横幅和标语，未与警方发生冲突。

　　停运持续了3天。8月1日、2日连续两晚，杭州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约谈出租车公司负责人，要求其承担维稳责任，承诺10月底完成出租车调价；从8月1日起，每辆出租车每做一笔生意政府临时补助1元钱，直到运价调整。

　　但该方案未被的哥们接受。期间，政府派出4个工作组，与的哥对话，8月4日，杭州出租车恢复营运。

    不是停运，是“休息”

　　这场大规模的停运从8月1日凌晨开始。由于是周一，早高峰时上班族发现路上的士稀少，很难打到的士。许多人不得不选择乘公交车去单位上班。

　　参与停运的司机们称，至少有4000多辆的出租车停运，集中停在杭州和睦、甘长村、湖州街、瓜山、总管塘、客运中心、汽车南站、汽车西站等处。

　　湖州街停运规模最大。8月1日下午，《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看到，整条街数百米道路两旁出租车排成了长龙，一眼望不到边。出租车上的空车灯被写有“暂停服务”字样的黄布包裹。湖州街大桥下已成了停车场，停满了出租车。

　　没有横幅和标语，也没有喊口号。的哥们三五成堆或蹲或立在出租车旁，高温下，许多的哥光着膀子。

　　他们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说：这里没有负责人，我们都是自发的，我们不是停运，是“休息”。

　　至少有10多辆警车前来警戒。由于停运的出租车秩序井然，没有堵塞交通，警察们只是在路口维持秩序，并没有与的哥发生冲突。许多警察因为无事可干，只是呆在车里。

　　虽然的哥们自称没有人组织，但没有人敢开动停运的车辆。“我如果开车，车会被砸。”在湖州街，几位拒载记者的的哥表示。

　　当天，不少正常营运的出租车被一些的哥强行拦阻，有多辆出租车因为拒绝停运而被砸破车窗。上午10时，在杭州汽车北站，一辆载有乘客的出租车刚驶进车站，即被10多名壮年男子拦停，要求司机参与停运，否则就要砸车。其中几人赤裸上身，露出壮硕的肌肉，劝说不断路过的出租车司机加入停运，“收入那么少，开了也白开，不如停运抗议！”

　　的哥们提出调整出租车运价和“份子钱”（承包费），包括调整计价器等候时间计费、缩短起步价里程以及取消杭州市交通局运管部门的重复处罚。

    的哥们的“苦水”

　　此次停运并非没有前兆，此前较长一段时间，湖州街大桥下每天清晨都停有大量无人开车的出租车。

　　杭州规模最大的出租车运营企业中润客运有限公司旗下有1000多辆出租车，该公司自营部经理寿明磊表示，约有30%的车辆缺司机。“本来两个人开一辆车，现在变成一个人开一辆车，还有大约五六十辆车完全没有司机，每天都空置在场地上。”

　　今年5月，杭州市有数百辆出租车白天因为无人开车而停运。大批的哥奔赴海南、广东、苏州开车，或转行做其他行当，引发杭州前所未有的“司机荒”。

　　在杭州这个国际著名旅游城市，已经没有多少杭州本地人开出租车了，全市1.8万名出租车司机绝大多数来自河南、东北等多个省份，均是农民工的哥。他们大都没有社保，没有劳动合同，像一把散沙，散落在杭州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在油价上涨、物价不断被推高的背景下，这些支撑着杭州出租车业的农民工的哥靠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已不及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收入。虽然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

　　河南籍的哥郑光明（化名）在7月31日凌晨2时开始上路，直到下午4时交班，扣掉所交“份子钱”、油费，只赚了80元，这还不包括这天的饭钱。

　　这基本上是杭州的哥的真实收入。的哥们大都拖家带口租住在杭州。在杭州汽车北站南侧有个何家村，以“的哥村”闻名，村里至少住了五六百名河南籍的哥，这里的房租已从前几年的每月三四百元，涨到了六七百元。

　　“除了吃、住，已经没有节余了。”由于月收入始终在两千元上下浮动，大批河南的哥纷纷南下广州、海南开出租车，这个“的哥村”至少有100多人离开。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统计显示，杭州市出租车司机的流动率在40%左右。

　　2006年，杭州出租车起步价调整至3公里10元钱，3公里以上2元/公里，10公里以上3元/公里， 2007年加收1元燃油附加费。那时，的哥收入还能基本维持在3500元。

　　此后，杭州市出租车10元的起步价一直未变。但其他一切都变了。

　　在杭州做出租车司机5年的郑光明，直感到“每年的积蓄像太阳下的冰块一样迅速减少”。93号汽油由2009年的每公升4元涨到了现在的7.46元，每个白班交公司220元的“份子钱”一分没少。

　　但杭州的路越来越堵，每逢节假日，郑光明已经不敢前往景区，“上午9时进去，下午1时也出不来，一天白干了。”郑光明眼瞅着计价器心里发紧，“停一个小时，计价器显示是24元，但实际营运成本是40元，司机自己亏16元。”

　　即便是平常，早晚高峰，杭州也堵成一片。的哥们通常做法是驶离市区，导致市民打的更难。以前一个班能做二三十个生意，现在只有十多个。

    利润被层层剥离

　　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相类似，杭州市政府对出租车行业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费。2000年时最高，38.5万元10年，2002年是26万元15年，2007年是15万元10年。各出租车公司获经营权后，将大部分车转给“二老板”承包。

　　杭州市区现有74家出租车企业，1125户个体经营户，18000余名出租车司机，由各公司直营管理的车辆有1380辆。其经营模式绝大多数是经营权多次转包，司机被抽取“份子钱”。

　　“出租车公司把经营权承包给个人，个人再去找白班和晚班司机来承包。”一名业内人士指出，有牌照的司机也把车挂靠在公司名下，统一交给公司去运营，公司再去找“二老板”，“二老板”再来找下家，这就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利润被层层剥离。

　　比如，有牌照的车主挂靠到出租车公司名下经营，出租车公司每月给他约6000元，司机向出租车公司租车每月要交9000元，这个价格在两年前是7000元，被慢慢炒高。

　　租到车的司机再将车分成白班和晚班出租，出租费分别是220元和170元，一个月按30天计算，租金是1.17万元，扣除交给公司的“份子钱”，盈利不到3000元。如果招不到司机，就只能自己开，不管是开白班或开夜班都是亏本经营，停运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而对打工跑白班的的哥来说，要交足每月9000元的“份子钱”，自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种活本地人没人愿意干，基本被外来民工接手。

　　“两年前的一张出租车私牌（个体出租车营运证）炒到74万元，现在，这样的好形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杭州出租车协会秘书长蔡官尧称。

　　由于层层盘剥导致的出租车停运事件在国内多个城市此起彼伏。2008年，重庆出租车司机全城停运；2009年，黑龙江出租车集体停运长达7天；2010年，河南、福建、云南均发生出租车停运……

    利益诉求渠道不畅

　　在8月1日停运现场，有杭州市交通局运管部门的车子驶来，但运管人员不敢下车，的哥们将饮料瓶投掷过去，“他们要敢下来，就打他们。”几名的哥恨恨地说。

　　对运管部门的怨气，是这次大规模停运的主要原因。多名的哥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表示，运管部门动不动就罚款，而且罚得很不合理，比如斑马线不让行人，交警罚150元，扣2分，公司罚300元，运管扣10分，一事三罚。

　　“如果拒载一次，运管部门要处罚200分，折合停运两个月营运期，我们营运一个月收入9000元，两个月是18000元，等于一年白干了。”

　　的哥们所指的是2009年7月杭州市实行的出租车单车考核细则，该细则极其严厉，扣分项目多达80项。比如司机仪容不整洁、仪表不端庄，不使用普通话或文明用语，未按要求使用座套或座套不整洁、车顶部污渍等都要扣分，最高一项可扣400分。这些细则，难倒了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

　　不仅如此，的哥们称，运管部门的扣分处罚手段非人性化，甚至涉嫌钓鱼执法。令的哥们又恨又怕。

　　的哥们称，运管部门在考核细则中规定，考核合格的奖励一年营业期，但要想得到比登天还难，他们看到的是只罚不奖。

　　双方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只要乘客有投诉，不管对与错，运管就受理，生意只能停下来，我们没有说话的地方。”

　　今年1月1日起，杭州市运管部门对单车考核制度作了修改，将拒载、绕道、甩客等严重违章的扣分提高了5-10倍，并增加了出租车斑马线前让行的内容。这使的哥们得到奖励的希望更为渺茫。

　　的哥们普遍反映，这项制度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要求无条件接受，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有消息称，这个被的哥们称为“周扒皮”的制度是此次停运的导火索。

　　在的哥们看来，运管部门不仅“乱作为”，而且不作为。众多的哥反映，杭州黑车数量惊人，每天在城站、汽车南站、长途客运中心等一带营运，但运管部门根本不管。猖獗的黑车掠夺了的哥们本来就不多的收入。

　　但这些整天跟着车跑、只与车主或“二老板”打交道的农民工的哥并没有很好的利益诉求通道。郑光明说，他们不知道如何反映，向谁反映，也没人听他们，只有和老乡们一起发牢骚。

　　有消息称，已有15200多名司机加入杭州出租车行业工会，入会率达68.48%。

　　“那是瞎扯！”郑光明大声说，他在出租车公司这么多年，从没有人要他加入工会，他所知道的老乡都没有入工会。“公司是有工会，但根本没用。”

　　今年春节以来，杭州出租车司机就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诉求。“跟公司说，向交管部门反映，跟交通电台也反映过，媒体也报道了，说是会调价，但等了半年了，还不见动静，我们实在等不下去了。”郑光明说。

　　在等待失望之时，的哥们“用脚投票”，逃离杭州。今年4月开始，杭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司机荒”。

　　彼时，在民间“打的难”的强烈呼声下，杭州市政协召开民主议政会，民进杭州市委经调研后提出，减少出租车收费等候时间，以增加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缓解打的难。

　　这一建议引起杭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重视，该部门发布消息称，杭州出租车调价方案已经进入深度论证期，该方案不打算改变现有10元3公里的起步价和1元的燃油附加费，而是实行价格结构调整，增加因堵车造成的等候费以及长距离空驶返回费。但该方案还需有关部门研究后上报市政府，并进行听证会后才能最终实施。

　　这让的哥们感到遥遥无期，失去信心。缺乏对话和沟通渠道的的哥们长期积蓄的怨气终于爆发。

    政府承诺调价

　　这起杭州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出租车停运事件发生后，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分别批示，要求稳妥处理此事，防止事态扩大，保障市内交通畅通，维护社会稳定。

　　连续两个晚上，杭州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要求有关部门上门与出租车司机开展对话，主动沟通，积极回应出租车司机的合理诉求；要研究制定从源头上加强出租车运营管理的相关政策；同时做好正面舆论引导工作，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

　　杭州市领导和市交通局、公安局等部门约谈该市23家100辆出租车以上规模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履行企业维稳主体责任。

　　8月2日，杭州市委、市政府派出4个工作组，继续与的哥对话，听取他们的合理诉求。杭州市市长邵占维表示，要维护绝大多数正常营运出租车司机的正当权益，对于极少数出租车驾驶员的过激行为绝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杭州市政府承诺，在10月底前完成出租车运价调整工作，并从8月1日起，对每辆出租车每做一笔生意临时补助1元钱，直到运价调整。临时补助款由市财政出资，由杭州市交通运管局负责发放到每一位司机手上。

　　但司机们并不接受这一方案，停运依旧继续。众的哥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表示，一个班次最多只做十来笔生意，这十来元补助有什么用？

　　不仅如此，市民们对政府欲调价的举动也反对。市民指出，杭州出租车运价位列全国第三，收费在国内并不低。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涨价是政府、出租车营运方和出租车司机的集体盛宴，而不能将乘客作为替罪羊，不能将涨价的成本转嫁到乘客身上。

　　有市民认为，应该改革不合理的营运证制度，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之一，财政应予以补贴，而不应成为政府或单位牟利的工具。

　　在的哥郑光明看来，出租车涨价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削减“份子钱”；运管部门要依法行政，打击并杜绝黑车，给出租车创造一个良好的营运环境。

　　此前，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一川透露杭州市出租车改革方向，以规范经营产权关系，使杭州出租车朝公车公营的方向发展，车子归企业所有，企业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为司机购买劳动保险。

　　这次停运，除要求提高收入外，出租车司机代表还向政府提出，自选成立出租车司机工会，参与工资集体协商。

　　持续3天的停运于8月4日已基本恢复营运，当天上午，《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湖州街已看不到停运的出租车，大桥下空空荡荡。

　　“我们老家的市政府派人来与杭州市政府协商，叫我们先恢复营运，以后会搭建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郑光明告诉本报记者。

　　8月4日凌晨，上白班的郑光明和老乡们出车了。郑说，希望这次政府不会让他们失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指出，在杭州出租车停运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其实也反映了实际上广泛存在的问题，就是“领导不出面问题不能解决”。

　　他表示，如果能让民众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意见、实现利益，而政府又能负起自己的责任，保障相关方面基本利益，那么像停运这种极端情况也就不会出现了。他说：“过于复杂的程序和长时间的等待让老百姓投诉无门，政府如何提前发现问题，并且通过正规渠道与百姓进行沟通，这是最难也是最关键的地方。”

　　毛寿龙认为，如果不能把倾听民意的渠道正常化、日常化，“停运”这种极端情况是不能避免的。在毛寿龙看来，目前很多地方实施的“事后问责”制度并不是问题最终的解决之道，而有关部门需要做的是“事先预防”，要做到这点，关键还是要落实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2011-08-11《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孔令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