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一川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赴国民党西北军将领石友三部开展统战工作，党内身份为中共地下工作委员会委员，公开身份是石部第四团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发展中共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统战政策，特别是制定了利于团结抗日的纪律守则，为国军官兵作爱国主义讲演，激发了官兵的爱国热忱和抗日斗志，从而在地方抗日民众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下，四团取得了几次对日寇战斗的胜利，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因此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表扬。1939年初，由于石友三预谋迫害共产党政工人员，于一川经上级批准撤至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离开国军四团时，为躲避敌人追捕，经党组织同意，由原名安吉善正式更名为于一川。此后，于一川同志进入中共晋冀鲁豫区委党校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努力钻研理论，并成为学员支部的辅导员。据当时的党校同学张俊卿同志回忆：“一川的读书钻研精神令我很佩服。凡是他看过的书，每本都有摘记和心得，他在我们那里是看书最多、学习最好的学员。”结业时，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说“一川是党的秀才，革命才子，留校教马列主义。”因此，他被留在党校从事管理和教学工作，担任校党委委员，负责讲授马列主义常识、党史和党建课程。于一川同志除完成教学任务外，在教学方法、学校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改进工作，为我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0年8月，于一川同志任中共太谷县委书记。当时正赶上百团大战打响，他带领战地工作队和县民兵武装积极支援百团大战，受到了上级表扬。百团大战快要结束时，上级紧急调于一川同志任中共黎城县委书记。当时的黎城刚经历过日寇疯狂的报复性“扫荡”，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为扭转困难局面，于一川同志带领县委全体干部深入乡村，广泛宣传党的政策，耐心做群众工作，同时对“清债退押”、“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作了具体部署，减轻农民负担，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使黎城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时间不长，黎城全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权体系，开创了新的局面。1941年10月，黎城县发生了“离卦道”暴乱，500多名道徒包围抗日政府，企图夺取枪支。于一川下令坚决镇压了暴乱头目，对多数群众则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采取最大限度争取群众，孤立打击少数顽敌的办法，使“离卦道”彻底瓦解。通过处理“离卦道”事件，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团结在党和民主政府周围。主动配合八路军主力，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于一川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肯定与赞扬。1942年10月，于一川同志调到中共太南地委（亦称晋冀豫四地委，辖长治、壶关、潞城、黎城、平顺等五县，当时地委书记为王孝慈）工作，先后任宣传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期间，参加了太行区五月反“扫荡”战斗。1943年秋，太南地委书记王孝慈同志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于一川同志接任太行四地委书记兼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石志本，副政委杨绍曾）。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和反“扫荡”，组织开展连续的剿蝗大战和生产自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人民负担，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43年底在整风后期的审干运动中，受康生“抢救运动”的影响，出现了“左”倾扩大化的错误做法，在没有调查研究、缺乏论据的情况下，一些干部被打成奸细和特务。地委于一川同志对此提出问题并大胆地向区党委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不久，中央指示纠正“左”的错误，他按照实事求是的方针，对被错误处理的干部予以甄别平反。他这种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精神，得到了太行四分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

    1944年，抗战进入准备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把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塞，已成为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步骤。为加强对敌占城市的工作，太行第四地委于一川书记充分发挥地委敌工部（1944年3月改为城工部，部长为于林）和军分区情报处及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站的作用，围绕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城镇据点为中心开展工作。先后派出几百名城工、情报和敌工干部，打入长治、潞城和石矻节煤矿、韩店、张庄、老顶山等敌人据点，开展地下工作。潜入长治城的太行四地委城工部（部长于林）、军分区情报处（处长李新农，后为江涛）和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站（站长王培仁）的同志，在敌伪警察局、保安队等军政要害部门建立了地下关系，绘制了敌方军事部署图，瓦解、策反伪军、伪组织，控制了城门入口。为积极准备大反攻和上党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2月，在石志本司令员、于一川政委的领导下由军分区情报主任江涛同志组织分区侦察队，里应外合智取了老顶山据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于一川书记得知盘踞在潞安石矻节煤矿的日军撤退前要炸毁矿山，立即派中共太行四地委城工部部长于林同志组织有关人员配合八路军主力，里应外合收复了石矻节煤矿，不久即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至9月进行了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上党战役，于一川同志作为太行四地委书记兼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委，担任了上党战役的后勤指挥部总指挥，遵照8月17日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关于迅速动员参军的指示精神，他派出太行四地委大批干部深入到各县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动员青壮年入伍，组织民工支前，在短短7天时间内动员了上党地区4800多人参军，组织了几万人的支前民工，配合主力部队攻克了潞城、襄垣及白晋线上的敌伪据点，为上党战役和其后发动的邯郸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5年11月，于一川同志任太行第三地委（当时三地委辖长治市和襄垣、黎城、潞城、壶关、长治、平顺县）书记兼太行第三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韩卫民）。他依靠人民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反奸清算斗争，进行减租减息等多项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运动，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自卫战争。

    1946年6月，太行区将二、三专区合并，于一川同志任中共太行第二地委书记兼太行第二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鲁瑞林，前任政委刘建勋），当时太行第二专区辖昔阳、和顺、左权、武乡、黎城、平顺、壶关、长治、潞城、襄垣、平定、寿阳、榆次、太谷、祁县、榆社等16个县。于一川同志正确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部署土改工作，努力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广大农民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为保卫翻身果实而踊跃参军，积极投入对敌斗争。

    1947年夏，于一川同志离开太行区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中共皖西区党委副书记。当时曾绍山任皖西军区（二级军区）司令员，彭涛同志任皖西区党委书记兼皖西军区政委。在强渡黄河前，邓小平政委对于一川说：“进了大别山区，主力部队在前面打，你在后边扎根。”刘伯承司令员接着说：“扎下根还要发芽。”于一川牢记刘邓首长的指示，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扎根大别山区。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群众基础薄弱，环境异常险恶的条件下，他和区委领导采取建政权班子，建立人民武装和开展土地改革并进的方法，很快地建立了政权机构，纠正了土改中“左”的做法，发展人民武装，坚持在大别山积极开展游击战与国民党主力周旋。至1948年，皖西形势好转，广大群众完全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各县军民空前团结，形成了抗击国民党军的强大力量，战斗捷报频传。淮海战役开始后，皖西区党委抓住大好时机，在全区开展了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在不长时间内，山区主要的顽匪势力被基本消灭，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在广大山区农村，又抓了生产救灾运动，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并注意发展工商业和文教事业。为支援淮海战役和部队向南挺进准备了大量人力物力。

    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于一川同志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确山地委书记和确山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王国华）。1949年8月，于一川同志任河南信阳地委书记兼信阳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卜万科）。他一上任，便积极建立县区政府，组建人民武装，开展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加快土地改革，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于一川同志的支前工作使南下部队十分满意，当时驻信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38军梁兴初军长、梁必业政委为感谢于一川的支前工作，在南下前特地赠给专署一辆中型吉普车（那时送汽车是非常重的礼品）。于一川同志在信阳时，还十分注意抓干部的团结，当时的信阳干部情况复杂，有野战军干部和地方干部，有二野的也有华野的，有老区干部也有新区干部，加上原新四军5师的干部。于一川同志将各路干部紧密团结在一起，并充分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1950年底，于一川同志被当时的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经请示中央后调到中共云南省委工作。1951年初，于一川任云南省委秘书长，兼云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情况，提出并经省委通过制定了一些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使云南土改工作取得了很好成效，巩固了多民族的云南边疆。1952年于一川同志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书记宋任穷）兼省财委主任，主管全省经济工作，他一方面着重抓粮食增产和储备，一方面重点抓交通，为发展工业创造条件，由于这两项工作抓得扎实，为云南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于一川同志1954年10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谢富治）。1955年5月14日任昆明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司令秦基伟、政委阎红彦）。1957年7月任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书记阎红彦）兼任云南省省长。他积极配合宋任穷、陈赓、秦基伟、阎红彦等同志，团结云南各族人民，为建设边疆、巩固边防，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

    由于于一川同志在六十年代初恢复国民经济时，主张不大搞政治运动，强调加强管理抓好生产，在党内斗争上对批判和处理彭德怀、习仲勋和邓子恢等人“感到不能理解”，认为“这是片面地把错误集中起来一起算帐的结果”，是“过火的斗争”。在当时情况下，他的这些做法和看法其勇气、品格是十分可贵的。于一川同志这些做法和看法被视为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受到批判，于1965年撤消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长职务，被下放到郑州柴油机厂，任副厂长并参加劳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于一川同志受到冲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但他仍坚持革命信念，1968年担任郑州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后，他勇于同“四人帮”错误路线作斗争，努力抓生产，1974年又一次被“打倒”。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于一川同志随即被任命为中共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分管计划、财政和基本建设工作，这一时期他为郑州市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的恢复发展做出了大量工作。1979年11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撤消了1965年对于一川同志的错误处分。1981年2月于一川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当时为第一书记制），河南省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党的组织工作，他积极全面贯彻党中央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选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其中多人成为省部级或省部级以上干部），为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贡献。1984 年以后，担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重病卧床，仍念念不忘河南省的建设事业。1990年11月19日因患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治疗无效，在郑州逝世,终年73岁。

    于一川同志是中共第八、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