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喉部被弹片打穿，左腿被打断，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他在主政郑州期间，主持修建了二七塔、邙山提灌站、西流湖、以及金水河水上餐厅、金水路地下电缆等，这些惠及后世的标志性的建筑和设施，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他就是当年的郑州人最熟悉的王辉将军。
对于大名鼎鼎的军人王辉，很多老人的评价是：那人雷厉风行！
 1967年春，时任援越抗美第二支队指挥部主任的王辉接到了回国的命令。部队在湖南衡阳休整了一个月后，周总理在电话里对王辉交代：“你的部队去河南平顶山，要确保那里的煤矿正常生产，部队要下煤矿协助生产。”此时的王辉在越南打了几年仗，对国内时局不甚了解，他没想到国内会糟糕到连正常生产都不能保证了。被王辉部队接管的平顶山很快恢复了生产秩序，时隔37年后，王辉说：“我才不管谁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谁抓生产我支持谁。”抓生产的王辉很快麻烦来了，他的罪状是支持“老保”（保守派），以生产压革命。他被调回北京参加学习班“洗脑”。如果不是周总理说了一句“平顶山的生产还是搞得不错”，王辉还得继续挨批。
1967年夏，郑州局势失控，王辉以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的新职开始了与郑州十余年的亲密接触。他带了一个团的士兵进驻郑州，他对总理说：“一个团足够了！”
军人王辉是现实的。直到现在他还坚持一个观点：“不生产，吃什么？全国吃肉最紧张的时候，郑州不紧张，每人至少每月可供应三斤肉。
当时郑州风雨一来，电线老是刮断，于是他命令在金水路铺设地下电缆。当时在国内的省城中，只有长春有地下电缆，还是在小日本占东北时铺设的。后来郑州街头的公交站多了许多风雨亭，这也是王辉的杰作。他当时亲自画了风雨亭的设计草样，交给时任城建局局长的董耀荣说：“去武汉看看人家的。”董耀荣从武汉回来后一个月，公交站风雨亭便在郑州街头亮相了。
1976年1月份，10个“五七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在郑州市郊区冒了出来。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学生，都到边疆组建建设兵团，中小城市的学生也都到偏远的农村插队落户，而郑州的1969、1970届初、高中毕业生却很幸运，都在家门口的城市郊区农场“上山下乡”。并且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在王辉兴办的郊区农场里创办了玉雕厂、拖拉机配件厂、鞋厂、烧碱厂、玻璃厂等。这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创举。这份感恩，也是众多郑州知青所共有的，这与一个人有关——原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辉。
不足百日 名塔竣工
王辉也是一个异类，但幸运的是，他“军、政、财”三权统揽。二七广场上的木塔倒塌之后，不少人议论：那里空荡荡的，总该有个东西吧？很多人在惋惜、在议论、在叹息时，军人王辉开始画草图。他先是画了一个碑亭，又画了一个塔，还画了一个法国凯旋门的构图。他觉得西方凯旋门似乎和二七大罢工的精神不符，碑亭则过于传统，没有新意。
一帮子搞书法、画画的也来出主意想办法，但都没让王辉找到艺术的感觉。有人突然提到林乐义的名字，王辉来精神了：“他人在哪里？”
毕业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系、后任国家建设部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的林乐义，当时正在荥阳农村“劳动改造”。这是一位小个头、前额突出的福建人。当王辉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时，林乐义一怔，心里咚咚打鼓：“组织上又准备把我‘发配’到哪里去？”
在碧沙岗公园西门对面的一座市政大楼里，王辉给林乐义安排了一间房。在那个房间里，林乐义开始描画二七塔的蓝图。”
1971年7月1日，郑州市一建公司、二建公司的200多名建筑工人被集中到二七广场，开始昼夜不停地施工。王辉当时下了一道死命令：“保质保时，100天给我拿下！”结果没用100天，二七塔就建成了。
王辉今天评价说：“速度很快，质量很好。”施工时，只要王辉在郑州，他每天至少跑一趟工地，每道工序王辉都要检查。二七塔的建筑用材，除白水泥外，从钢筋、琉璃瓦，到电梯、塔钟，都是郑州的地产货，有的材料甚至是临时抱佛脚专为二七塔造出来的。
王辉说：“当时有3个难题：一是琉璃瓦，二是塔钟，三是电梯。我把郑州窑场、修表厂、工程机械厂的领导找来征询意见，他们想想说，没问题。当时工程机械厂土制的电梯上下没问题，但缺少楼层停启控制技术，后来他们到上海学习，把技术问题解决了。”
塔的大模样出来了，王辉算了算高度，没有超过开封铁塔，这不合他的意图。和林乐义闷头合计了几天之后，王辉突然对林乐义说：“在塔顶加上一个旗杆，在旗杆顶上安上一个红五角星，不就超过铁塔了？”林乐义闻言，高兴得跳了起来：“想绝啦！”
五角星必须是玻璃的，因为如用其他材料，灯光透不出来。郑州当年只有一个玻璃瓶小厂，王辉找到厂里人试探地说了，厂里便没推辞。后来王辉才知道，这个厂没有压板机，工人们先做了个大玻璃瓶，然后一点一点地再把它锯平磨光，竟然把五角星给做了出来。虽说粗糙些，但王辉认为结实就成：“那么高，谁去看？”
那五角星风雨无阻地用了33年了，竟然没有坏。
二七塔竣工之后、尚未对外开放的某一天，一位荥阳的老太太带着孙子背着干粮徒步来到郑州二七广场。这一老一小一直在外面转来转去，许久不肯离去。王辉注意到他们后，就上前去问老太太想不想进去。老太太反问一句：“你能让我进去吗？”王辉当然能，老人被破例带入塔内，她坐着电梯，登上了二七塔顶。在塔顶上，老人使劲朝西张望，她肯定地说，看到了上街铝厂的烟囱……把老人送下塔后，王辉发现老人悄悄在掉泪。
1971年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时都是赠票，没几天便开始5分钱一张票对外卖票了，那时每天平均参观人数六七千，最高记录是1.2万人，他用“拥挤不动”来形容当年二七塔空前绝后的红火年代。
二七塔高63米，共14层（包括地宫），平面为并联的两个五角形，因称双塔。当时的二七塔上不仅仅是二七大罢工展览；它的二层是新华书店，三、四层才是二七大罢工展览，六层是文具，七层当时卖糖烟酒，八层是邮电、银行，９层放１６毫米的小电影……
1973年10月14日，在参观了洛阳龙门石窟后，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晚上八点半抵达郑州火车站，时任郑州市警备区副司令员、郑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辉在车站迎接总理。
20世纪70年代的夜郑州，虽也是路灯高照、家家亮灯，但终究不如今天的灯火辉煌。总理坐在车上无语，只是偶尔会把视线转移到车窗外，浏览一下郑州的街景。在此之前，总理来过郑州，对这座城市并不是完全陌生。车过二七广场时，总理突然好奇地问王辉：“这是什么建筑，过去来郑州时我怎么没见过？”王辉回答：“是二七纪念塔。”总理接着问：“什么时候建的？”王辉说：“1971年。”路上总理没有再详细追问，但到了中州宾馆的大厅，总理突然止步，想了想，然后对随行人员说：“你们到二七塔看看，把情况了解了解。”
大约半个月之后，当年最具权威的媒体之一《人民画报》把“郑州二七纪念塔”作了封面。这是二七塔建成后第一次以“政治明星”的气宇亮相全国，据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
身先士卒 大兴水利
1970年，当时郑州已经有80多万人，还没有水库，用的是从密县流下来的水，还有地下水。后来上游修建了小水库，把水拦了起来，这样郑州就缺水了，大家争着蓄水，用水紧张的时候大概只够用一个星期的。时任郑州市革委会主任的王辉为解决郑州用水难，多次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到邙山至西流湖沿线考察、论证，最后决定扩大规模兴建邙山提灌站。根据当时的设想，提灌站水源除用于灌溉农田外，主要送到西流湖，供给自来水公司，作为城市的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
当年在修邙山提灌站的时候，王辉了解到邙山头有个桃花峪，这个地方不错，但还归荥阳管，旁边有个古荥公社提出从邙山头修，他就自己爬到山上看，因为他左腿在解放战争中打断了，不方便，每次爬山来回要走40公里路，疲惫不堪。这样前后爬了3次山，决定就在邙山头上修。
1970年7月1日，邙山提灌站正式开工，但因财政困难，建邙山提灌站预算要1000万元，省里只给200万，于是王辉想到“民办公助”这个办法，老百姓修渠，每天补助饭钱，每人5毛钱，不给工钱。尽管如此，郑州各界仍十分积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古荥、石佛、沟赵、祭城、柳林、南曹、须水等10多个公社的数千农民，加上驻郑部队军人、武警，参建队伍最多时有4万多人。
从邙山脚下到西流湖畔，长达24公里的施工面上，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很多参加建设者自带工具、灶具、干粮，吃住在工地，不计酬劳，“义务劳动”。因当时条件所限，偌大的工地，没有铲车、挖掘机，没有自卸车、起重机，只有几辆拖拉机可用。在大型施工机械急缺的情况下，参建军民更是不怕吃苦，用人抬肩扛，马车、驴车拖拉等原始方法作业，忍受着高强度的劳动。为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工地还出版了小报《邙山宏图》，以鼓舞士气。依靠人海战术，历经2年零3个月，总花费750万元的邙山提灌站于1972年国庆节建成，成为郑州市供水的主要水源。
统计资料显示，从渠首到西流湖长达24公里的干渠，兴建了大小工程138处。参加此次工程建设的劳力达到了400多万人次，这在郑州的工程建设史上，堪称规模空前。因为种种原因，包括技术人员在内共有17人在工程建设期间牺牲，50多人留下终身残疾。
修建期间，他只要在郑州，每天都要到工地上查看，看质量，看进度，对于这个老首长，工地上的人都熟识了。
在郑州的十余年间，王辉还主导修建了尖岗水库，在花园口搞出了水浇田，种出了郑州大米，发展了街道工业，甚至还动用了工程兵，修建金水河，军人从山上拉来石头砌护坡，回去时把金水河的污泥拉到农村肥田，一举两得。可惜后来因为被批斗，金水河没有彻底修好，王辉一直觉得是个遗憾。老郑州人一定还会记得金水河上的水上餐厅吧，那可是构成了当年郑州的时髦景观。还有，郑州人都很熟悉的西流湖，名字还是王辉老爷子亲自起的呢。
20世纪70年代末，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王辉率部调往内蒙古，从此离开了郑州。
离开郑州多年后，有一次王辉从国外回来时买了一台录音机。他把这台录音机寄给二七塔第一任馆长吴天平，叮嘱她一定要把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铁路工人的话录下来作资料。
2010年8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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