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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西郊的变迁
    一:“郑西新区”闪耀上世纪五十年代

     2006年4月7日下午5时许,晴朗无风,春天的太阳将温暖的光线洒满郑州国棉一厂生活区。六七十岁的老人三五成群地闲坐着,或打牌,或什么也不干,纯粹地享受着春天的阳光。西郊的几个国棉厂,无疑是郑州市老龄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数万曾经为郑州创造奇迹的大姑娘小伙子,如今成了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

  “50年前,几个纱厂说起来‘呼啦啦’都起来了,那架势,跟现在的郑东新区一样!”

  73岁的杜麦来弓着腰坐在路边的花坛沿儿上,跟记者聊起了从前。他是郑州老城北边杜岭村人,目睹了半个世纪来郑州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指着国棉一厂生活区东南角,老人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以前这里都是烧砖的窑,三厂那边是脱坯的地方,我十多岁的时候在这儿脱过坯!”

  老人说,那时西郊地势起伏,沟壑纵横,几个村庄里草房低矮破旧。现在的建设路那时是一条三四米宽的大沟,最深的地方有七八米,西起三官庙(今郑州汽车客运西站附近),向东到商业大厦一带,这条沟底是条路,那是郑州通往洛阳的古道。三官庙因地处古道边,形成一个集市,“逢单儿”都有集。杜麦来的姥爷家在于砦(今嵩山饭店南),他小时候常随姥爷推车菜去三官庙卖,两个人天不明上路,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只记得路上浮土很厚,车轱辘轧下去一脚多深。

  建国棉一厂时,年已二十的杜麦来在运输公司上班,跟着大队人马用架子车往工地拉砖,亲眼看着整齐漂亮的厂房在原野中建造起来。“郑州哪有过那么大的房子呀!”

  在杜麦来看来,50年前西郊发生过一个奇迹:沟壑纵横的原野,几年时间工厂林立。国棉厂一年建成一个,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第二砂轮厂、煤矿机械厂、电缆厂、郑州纺织机电学校(今中原工学院)、河南纺织学校、郑州机械学校以及配套的医院、中小学、电影院,五六年的时间便铺满了西郊。面积比郑州原有的城区还要大,说再造了一个郑州,那是一点儿都不含糊。

  那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以积郁多年的强烈渴望,发起了建设工业化国家的浪潮,而郑州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中原大地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

  或许数字最能说明郑州的成长。1948年解放时,郑州只有卷烟、面粉、纺织、木业等几个小厂,全市的工业总产值仅有30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一五”期间,国家对郑州的工业基建投资3亿多元,到“一五”结束时的1957年,郑州的工业企业发展到575个,工业总产值达到4亿元,9年间增长了300多倍。

  历史为何青睐郑州?西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记者走访了上世纪50年代郑州的市长、国营厂的厂长及数十位干部工人,他们的讲述,使我仿佛走进了那段岁月。

  河南资源支撑“郑西新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没少“叨”武汉的“菜”。建设郑州五大棉纺厂的省建五公司(原名中南纺织管理局工程公司)、后来成为中国砂轮行业老大的郑州第二砂轮厂,都是在武汉组建,后来搬迁到郑州的。其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中国缺少编制长期规划的能力,对资源分布的家底也不十分清楚,所以计划在不断调整,原本要建在郑州的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轴承厂等,在郑州厂址都选好了,后来改建在了洛阳。因此在“全国一盘棋”的时代,也说不上谁“叨”谁的“菜”。从根儿上说,是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将国家投资吸引到了郑州,使这座城市搭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班车”——“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中国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那年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告诉人们:“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这样的建设,是几代中国人一直以来所渴望和梦想的,其核心就是实现国家的初步工业化。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这样的国家行动,是充满激情和富有感召力的。“一五计划”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1953年12月,鞍钢三大工程提前完工,成为“一五计划”第一个建成投产的重要项目,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炉铁水、第一根无缝钢管。随后,武钢、包钢、一汽、长江大桥也开始施工并建成使用。郑州的机遇,就是在这次工业化的浪潮中到来的。

  当时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均衡,现代工业几乎全在沿海地区,内地几乎一片空白。为了改变这种不均衡局面,也因为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不得不从军事角度考虑工业布局,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向了中西部地区。坐落在京广、陇海铁路十字路口的郑州,其价值曾长期被战争淹没,大规模工业建设时代的到来,使郑州被刮目相看。而河南丰富的棉花、煤炭、铝矾土等矿产资源,也纷纷站出来给郑州撑腰。这样“一五计划”将郑州定为重点发展城市。

  最早决定在郑州建设的,有棉纺厂、砂轮厂等。当时河南是全国最主要的产棉区,所产棉花以棉质优、纤维长享有盛誉。而作为交通中心的郑州,长期以来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集散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火车站就有几十家棉花打包厂。在这里建设棉纺厂,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二砂原本要建在武汉的,由于发现主要原料铝矾土出产在郑州附近的巩县(今巩义),才决定在郑州建厂。

  这么多工厂要建在郑州,应该建在什么地方?90岁高龄的王均智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曾先后担任郑州副市长、市长,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专家为郑州设计了一套城市规划:以火车站为大门,以人民路为中轴线向东北发展,这个规划当时已经实施。潘复生出任河南省委书记后,总觉得斜着的人民路很别扭,提出中国人习惯棋盘式城市,把城市道路都建成斜的,以后是要挨骂的!他指令王均智负责,重新进行研究,再搞一套方案。王均智召集有关部门、专家,认真研究了郑州的地质和地理特性:西郊地势高,不会被水淹;西郊是荥阳、巩县那种可以挖窑洞的土,东郊则是中牟那种适合种花生、西瓜的沙壤土;西郊地下水位3~5米,而东郊地下水位太高,挖一两米就见水了,建造多层建筑有困难(这是当时的情况,如今郑州西郊地下水位有20多米)。他们依据这些情况提出一套规划方案:工业企业集中向西发展。潘复生主持会议讨论,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

  从1953年开始,郑州西郊的原野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基建,而东郊则建设为河南行政中心。这两部分,如同郑州张开的双翼,带动了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的起飞。当时人们习惯性地称东边的行政区为“东郊”,西边的工业区为“西郊”,原来的城区为“市里”。这种称谓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很多外地人都不明白:明明是城区,为什么叫西郊、东郊?

  住大席棚盖大工厂  

  居住在郑州西郊前进路的骆家权老人,是省建五公司组建时的“元老”,更是西郊建设的见证者。骆家权是上海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 江大学经济系,解放后在一家私营“营造厂(即建筑公司)”工作,武汉国棉一厂建厂时需要监理人员,他被营造厂派到武汉。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纺织局(以下简称中南纺管局)组建工程公司,当时人才匮乏,动员骆家权等十来个专业人员加入。

  骆家权大学毕业即遭遇战乱,工作难找,生活动荡,目睹解放后百废俱兴的局面,十分愿意加入国营企业,自己生活安定,也可投身祖国建设。公司成立后,在上海、武汉等地大量招工,当时的建筑工人流动性大,工作极不稳定,四处流浪,听说国家要招固定工,都很乐意加入。但这时武汉要建重工业基地,没力量建设纺织厂,而郑州已确定大上纺织厂,因此纺织部决定将这个工程公司搬迁到郑州。

  1953年1月,中南纺管局工程公司进驻郑州西郊。郑州修筑二七纪念堂的两三百名建筑工人被并入该公司,加上从南方来的1000多人,成为一个具有2000多人的专业建造纺织厂的建筑公司。

  这批建设者来到郑州时,正是严冬季节。他们顾不上为自己建造像样的住房,用粗大的毛竹在野地里撑起架子,顶上和四周用芦席罩严实,就成了办公室、食堂和宿舍。

  “一个席棚千把平方米,里面一排排的通铺,一个通铺睡三四十个人。那时候年轻,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不知道苦!”长沙籍的老工人熊国尧告诉记者,他们在这样的席棚里住了一年多,经历了一个夏天和两个冬天。直到国棉一厂建成,他们才为自己建造了固定住房。

  熊国尧原来是木工学徒,因年纪小,进公司后被安排当了供销科长——老红军陈长尧的通信员,主要工作是到位于德化街的邮局收发信件。“那时的路太糟糕了,尘土埋脚脖儿,一脚下去溅很高!那时风沙太厉害,走在路上沙子打眼,早上起床被子上一层土,刮起风吃饭都要快点,不然就得吃沙子。”后来公司为通信员配了自行车,熊国尧很高兴,但很多路段高低不平,自行车没法骑,只能推着走,去一趟德化街,紧赶慢赶一上午能走一个来回。

  自行车那时很少,一般人去市里只能骑毛驴。骆家权告诉记者,那时每天工作时间是9个小时,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当时西郊除了炮院、医学院正在建设,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休息日大家都想到市里玩玩,下馆子改善改善生活。不过骑毛驴进市可不便宜,到京广铁路要两角钱,过铁路还要再加5分钱,要知道,那时候一只烧鸡也不过三角钱。比较起来,那时骑毛驴比现在“打的”还贵。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筑工人们一年多内建成了国棉一厂。以当时的建筑经验,建造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按照解放前的情况,建造一座五万纱锭的棉纺厂,在外国人指导或承包下,也需要两年多时间。而当时省建五公司刚刚组建,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要在一年多内建造这么大的建筑,实在是一个挑战。

  国棉一厂的建设,受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郑州市委极大的重视。中南纺管局副局长亲自兼任工程公司经理,公司科一级干部,大多由从地方抽调的县团级干部担任。郑州市委副书记吕英更是常驻工地,随时帮助解决问题。

  那时施工机械化程度低,很多工序靠肩挑人抬,劳动强度极大。但那个年代人干活不偷懒,不管什么级别的干部,一到工地都跟工人一样劳动。公司的管理也很严格,砌墙要求横平竖直,清晰美观,不合格的坚决推倒重砌。建造厂房时,发现古墓暗井100多处,全部做了加固处理。

  经过两千多工人和数千名本地民工艰辛的劳作,1954年5月1日,国棉一厂建成投产。

  国棉一厂建设成功,当时是轰动郑州的大事。不久,市政府就开通了郑州历史上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从二七广场开到国棉一厂。

  1955年,骆家权将老婆孩子从上海接来,一家人从此成了郑州人。与他一起来的南方人,基本上也都定居在了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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