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明白，郑州国棉一、三、四、五、六厂在西郊建设路一字排开，为什么二厂独独远在陇海东路的布厂街？

　　说起来，国棉二厂的历史比一厂早得多，其前身豫丰纱厂，创办于１９１９年，曾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纱厂。

　　豫丰纱厂的创办者、上海人穆藕初是上个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四大纱王”之一，他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德大纱厂、厚生纱厂，创出了“宝塔牌”棉纱，在１９１６年北京商品质量赛会上一举夺魁，一时声名鹊起。１９１６年前后，受教育家蒋梦龄的启发，穆藕初奔赴郑州考察，看到这里“地当中枢，陕西、山西两省所产棉花之由彼东下者，为数甚巨；且其地介于京汉、陇海两路线之间，东西南北四路畅运，交通便利，销场甚广……”他当即对朋友说，阿拉上海人一定要在郑州办纱厂，办大纱厂！

　　在郑州办纱厂，不但接近原料产地，而且接近广阔的内地市场，同时这里劳动力充足且低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郑州大兴纺织厂的原因。穆藕初可说眼光独到而超前，回上海后，他筹资２００多万元，经过数年辛勤操办，一个拥有５万多枚纱锭、两百多台布机和４０００多名工人的大型纱厂，于１９２０年在郑县（今郑州）豆腐寨（今布厂街）建成投产，其规模和设备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

　　豫丰纱厂建成后，周边兴起了小型商业圈，本来是乡村的豆腐寨，很快呈现出城镇化气象，电灯、自来水、洋车、黄包车等一应俱全，饮食小吃也适应纱厂工人的三班倒，昼夜营业。

　　遗憾的是，豫丰纱厂生不逢时。开工不到一年，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先后爆发，郑州成为两军必争之地。纱厂虽幸未毁于战火，但有关银行钱庄大有戒心，纷纷催款，致使豫丰金融陷入困境。穆藕初辞去两个上海纱厂的总经理职务，常驻郑州苦心经营，但接连不断的内战让他吃尽了苦头，不管哪路军阀占领了郑州，都要住进豫丰纱厂，吃喝拉撒全要管。纱厂生产时起时落，长期亏损，最终因无力偿还债务，于１９３６年由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接办。第二年，抗日战争的烽火逼近郑州，豫丰纱厂被迫拆迁到重庆，改名为“豫丰公司重庆分厂”，为解决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这个厂后来再也没有回郑州，解放后成为重庆国棉一厂。

　　１９５３年，在被日军炸剩下的旧厂房里，政府安装了３万枚新纱锭，在上海和本地招收工人，重开豫丰纱厂。１９５４年，郑州西郊新建的纺织厂投产，由于拥有５万纱锭，被命名为郑州国棉一厂，豫丰纱厂屈居为“国棉二厂”。此后，三、四、五、六厂相继建成，急需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此时郑州除了在废墟上复工的“豫丰纱厂”，纺织业几乎一片空白。“计划经济也有好处，‘全国一盘棋’，调人方便，国家从上海等地调来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高超的工人，要不然，郑州纺织业不可能发展那么快。”一位亲历者这样告诉记者。

　　远离繁华拓荒郑州

　　“仲根娣、吴小妹、顾全妹……”２００６年４月８日上午，记者拿着这份南方韵味十足的名单，穿行在国棉一厂生活区，寻访落户郑州的上海纺织工人。

　　她们是援建郑州棉纺厂的第一批外地工人。大约１９５４年的春天，她们与另外２００多名上海人一起来到郑州。初来乍到，这些南方人闹出不少笑话，看到大片的麦苗，有女工惊叹：“北方的韭菜长多高呀！”有人在大同路买了几个高粱面儿花卷，吃得直皱眉头：“北方的豆沙真涩！”拿着勺子在“甜汤”里搅了半天，他们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没放白糖还叫“甜汤”？差别远不止这些，在郑州“落地生根”、最初的新鲜感失去后，新兴的郑州西郊与繁华上海之间巨大的差距，他们才真切感觉到。

　　“那时西郊全是庄稼地，国棉一厂像个孤岛，周围连路都没有，晚上没人敢出去，天一黑就关门关窗。风沙太大，风卷起的小石子把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吴小妹的家干净整洁，虽然在河南生活了５２年，但老人仍难改南方口音，靠着一厂退休办刘姐的“翻译”，我才能听明白：“在上海，早上小吃几十种，想吃啥吃啥。厂房设施好，有大花园、大球场，有舞厅和戏院、电影院。到了北方，首先是吃的非常不习惯，没有大米，菜又没有油水，红薯面、高粱面做的黑馍涩得咽不下去。吃饭没桌子没凳子，在席棚里成群的人蹲着吃。每到吃饭的时候，一些年纪小的女工都偷偷地哭。”

　　来郑州那年，吴小妹２４岁，她是作为上海国棉一厂技术骨干被选中的。当时家里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父亲去世早，母亲一身病，弟弟只有十二三岁，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吴小妹说不出口，当时选人是一个党员搭配一个群众，她是党员，怎么能不来呢？！老人说，那时人积极，不为自己考虑，明知道是吃苦受累的活，领导不叫你干你心里还难受呢。初来郑州那么苦，领导来视察，问苦不苦，大家异口同声说：“不苦！”来郑州后的很多困难是事先想象不到的。当时没有假期，她回不了上海，母亲想她的时候，就坐２０多个小时的火车到郑州住几天。吴小妹成家有孩子时，一厂还没有幼儿园，纺织工人工作极其紧张，女工们给孩子喂完奶往马路边一扔就干活去了，许多不会走路的孩子，就由厂里找病号看着。母亲体谅吴小妹又心疼孩子，先后将她的４个子女都接到上海抚养。那些年，她对上海更多了一份浓浓的思念。

　　仲根娣是和吴小妹一批来郑州的。她１１岁到纱厂当童工，技术非常好，郑州招收的新工人送到上海培训时，她被选为老师。后来号召支援郑州建设，她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主动报了名。初到郑州那段时间，新工人技术不熟练，独自操作时到处是断头，接都接不及。仲根娣、吴小妹等老工人手把手地教她们，一天到晚都要在车间忙碌，弄得领导吵着不让干：“注意身体，回去休息！”但车间的事她们放不下心，常常瞒着领导偷偷加班，就这样，她们带出了一批批技术过硬的徒弟。

　　郑州棉布拿了全国第一　　

　　“一五”时，郑州和咸阳、石家庄、北京一起，被国家确定为“四大新兴纺织基地”。国棉一厂的投产，只是郑州棉纺业建设的一个开始。国棉三、四、五、六厂相继而起，以“一年建一个厂”的速度扩展。

　　“一厂马路，三厂楼，四厂平房碰破头，五厂污水到处流。”这是郑州纺织厂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原河南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解释道，一厂生活区马路宽，因为施工时工程师看错了图纸，据说这位工程师还因此被判了刑。三厂赶的时候最好，跟北京二厂、石家庄二厂和咸阳四厂用的是同一张图纸，三厂的人到了那几个厂都是熟门熟路，厕所不用问准能找到。三厂的生活区都是楼房，最有趣的是除了厕所，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烟囱，“大概用的是苏联图纸”。建四厂时，国家开始提倡“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基建费用比三厂少了六七百万元，住房都建成了平房，五厂、六厂用的都是四厂的图纸，也比较简易，特别是五厂地势低，污水管道又没处理好，后来很是麻烦。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新厂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三厂，“比上海的厂还好，走遍全国这么漂亮的厂也没几个”。

　　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起来了，人怎么办？纺织工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办一个厂需要四五千工人。河南工业底子太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极为缺乏，当时每建一个厂都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招本地工人送出去培训，另一方面通过纺织部大量调人。除继续求助上海外，也从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等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调人过来，据说当时共有１万多人从四面八方来到郑州。张贺亭当初就负责这项工作，“来的人都很能干，技术都过硬，工作踏实”。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份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的《南通日报》，这张报纸头版头条就是《到郑州去》，文中说：“大生一厂（南通著名纺织厂）已有５００人报名支援郑州国营棉纺厂。该厂已批准胡桐等１１个保全、保养工人前往郑州……工会组织了报喜队给批准的工人戴上了大红花，这１１个同志，已于３日下午在２００多人组成的欢送队敲锣打鼓的欢送下启程前往郑州。”这份报纸的主人，就是文中提到的胡桐，如今是国棉四厂的退休工人。５０年过去了，他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份报纸，为的是记住那个特别的日子。

　　郑州国棉厂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很快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１９５９年，郑州国棉一厂被评为“全国工业先进集体”，１９５８年，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棉布质量评比中，三厂一种规格的棉布拿下全国第一，而四厂另一种规格的布也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四厂厂志显示，１９５９年该厂上缴利税３５６７万元，而国家在这个厂的总投资不过３６２８万元。

　　市长出面“换大米”　　

　　对于众多来郑州的南方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没米吃，他们能吃苦能干活，就是不能没米吃。郑州当时不产米，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的调拨极为困难。找米吃，成为当年他们一项重大事情。

　　办法之一是换。八斤红薯面或二斤白面换一斤大米，只要勤快多跑腿，再加上运气，你可能会弄到一点儿大米。办法之二是从家乡带，一厂的上海女工仲根娣就用过这办法。当时女工的产假只有５６天，没有人敢在产前休息，都是坚持到临盆。仲根娣在孩子满月后，利用剩下的２６天时间回上海探亲，回来时买了肥皂、皮鞋、毛巾等带上，另外她还要带上些大米，不敢多带，就一二十斤。有一次她带两个孩子返回郑州，因为东西太多，差点儿下不了车。

　　为了让南方人吃上大米，当时的郑州市长王均智动用了种种关系，扮演了“换大米”的“官倒”角色。计划经济也不是没一点儿余地，可以通过有关部门调剂，还可以找南方地区“协作”。所谓“协作”就是拿彼此的特产交换，王均智用郑州的大枣和花生，与南方地区“协作”来了不少大米、鱼虾。虽然不能足量供应，但南方人可以凭粮本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

　　后来黄委会引黄河水淤大堤，王均智感觉是个机会，想借此在郑州东郊和北郊修鱼塘、种水稻。但搞这个必须建一个电网，这种计划外的项目是买不来电线的，必须给人家原料人家才会给你加工电线。为这个问题，王市长没少伤脑筋。

　　当时第一机械部部长来郑州视察电缆厂。王市长陪了他一天，发现电缆厂有很多铝线头、铜线头，就对部长说：“你把这些废料给我点吧。”部长摇摇头说：“这东西我当不了家，我要打包运到上海，那里不少小企业等着呢。”

　　恰在这时，冶金部铝业公司设在了郑州，公司总经理是王均智抗战时的老战友。他心一横“讹”上了老朋友，让他给想办法，这样才买到１０吨铝，用这个换来了建立农田水利化电网必备的变压器、电动机和电线。

　　记者把这事儿告诉那些南方来的老工人时，他们都很吃惊，没想到当时是这么回事。他们说，那时的领导是真关心他们，下了雪，厂里的领导会为女工扫出一条道路，让她们行走方便。过年过节会到家看望，称他们为“开厂元老”……

　　但在郑州几十年，南方人不顺心的事情不少，心理不平衡的事也不少。当时上海经过工资改革，工人工资很高，吴小妹在上海每月拿１０５元，到郑州后由于地区差异，降为８０多元。吴小妹的母亲是病号，“吃劳保”每月只有３０元，吴小妹每月要往上海寄４０元钱。如今他们心理更不平衡：他们过去在南方的老同事，如今的退休金都是２０００多元，而他们却只有六七百元。最让他们不服气的是，“徒弟的退休金比师傅高”。５０年代参加工作的，因为退休早，如今收入普遍低，而退休晚的收入相对要高一些。

　　不管怎么说，５０年前来郑州的南方人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吴小妹老人说，前些年曾想过回去，“不想把老骨头丢到这儿”，但回去看了看，又想回郑州：“上海没房子没至亲的人了，还回去干啥？说句良心话，郑州也不错。大女儿带我去看郑东新区，我觉得很漂亮，不亚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