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

　　  “解放后，郑州服务行业的水平非常差，政府特地从南方城市抽
  调相关的服务技术人员来支援工作。”曾任郑州市市长的王均智介绍
  。当时，广州市支援郑州的两批饮食服务行业人员中，照相业共有
  ７０多人，首批１３人是从广州老字号艳芳照相馆抽调的，他们在二
  七路１１８号（一说为２２６号。二七路南头路西，原二七摄影社）
  开设了郑州艳芳照相馆。

　　  如今一些年龄稍大的市民对这些照相馆还有印象，花园路的“华
  星”、二七路的“美星”、西大街的“京士”、棉纺路（国棉三厂）
  的“棉京士”，还有碧沙岗的“光明”等。

　　  “广州援郑人员不仅带来了在当时来说较为先进的照相设备，如
  相机、镜头、放大机等，而且带来了摄影、暗房、整修、着色等方面
  的先进技术，使郑州照相业无论设备、材料、技术，还是服务质量，
  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原郑州市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尤其是艳芳照相馆，到郑州后引进了人造光拍照和着色技术，
  立刻引起轰动。创立于１９１２年的艳芳照相馆原来在广州就很有名
  气，是由广州三水人黄跃云和刘昌泉合资创建的，铺面宽敞，以大玻
  璃棚拍照，给许多名人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１９２３年８月
  １１日，艳芳的摄影师傅受邀上永丰舰为孙中山、宋庆龄和永丰舰官
  兵拍照，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１９２７年，鲁迅在中大任教时
  ，与许广平、蒋经三同往艳芳照相馆。”艳芳照相馆的现任经理侯磊
  介绍说，“广州艳芳的创办人黄跃云曾任郑州艳芳的经理，再加上那些老技师，使郑州艳芳保持了广州艳芳的优势。”

　　据世居西大街的老人介绍说，艳芳照相馆刚由广州入郑后，因为当时刚刚公私合营，有些摄影、修版、着色技工的资产阶级审美观点还比较严重，因此被他们拍入镜头、陈列在橱窗中的，不是“女披扫地白纱，男着燕尾西服”的资产阶级结婚照，便是古色古香仿西厢式的仕女相片。不少前来照相的人看到这种怪照片扭头便走。劳动人民因此批评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天地，为资产阶级鬼怪思想招魂”。

　　时隔不久，在橱窗和前厅里，便出现了戴柳条帽的工人、扎白毛巾的农民、纳鞋底的家庭妇女……这些新照片是他们请自己人替拍的，工人像个白面书生，农民好似温室花草，纳鞋底的手势像是在绣花，于是有人批评他们歪曲了工农兵的形象。据说，为此还仿照北京市的经验，专门组织了《照相馆为谁服务》的大辩论。之后，艳芳照相馆的服务人员争先恐后地下工厂，入农村，去连队，到街道，深入实际生活，拍摄出了许多感人的好照片。

　　“上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的那几年，艳芳每天都有六七个人下去流动照相，真实地记录下了那个年代人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而艺术照则被称为‘怪照片’，有顾客坚持要拍时，摄影师也懂得如何拒拍。”侯磊补充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郑州的照相业几乎没什么发展，一些服务项目被取消，布景、结婚礼装、戏装等或毁或丢，损失严重。艺术摄影完全被取消。从１９７７年开始，各地开始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努力克服长期以来重生产、轻生活的“左”的思想影响，饮食服务业因此得到了蓬勃发展。艳芳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为拍照人提供住宿，周边省市的人纷至沓来

　　传承了百年老字号技艺和服务的郑州艳芳照相馆不断探索新技术，开发新项目。确切地讲，艳芳的黄金时代应该是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

　　“那一年，艳芳试验冲洗彩色胶卷成功，填补了郑州照相业彩色摄影的空白，１９８０年艳芳照相馆率先开设了彩色摄影室及彩色暗室，购置了３万多元的德国照相机和日本产放大机，成为郑州第一家开设彩色摄影的国有照相馆。之后，陆续购进国内外彩色摄影放大设备和现代化的系列数码照相机、数码扩印机，消除了顾客对照片质量的疑惑，而瑞士‘赛兹’３６０度环拍照相机，更是吸引着全省各地的大型会议、团体合影、专业广告的制作。”经理侯磊介绍说。

　　“当时我在郑州市一家工厂当工人，每天唱着罗大佑和张明敏的歌曲，按时上下班，拿着一份让人羡慕的工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收入比较稳定。那时一家能有几个工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毕竟那时企业的效益都相当不错，工资发放不成问题。经济条件的优越，给了我许多年轻人所不具备的自信，我每天面对的好像都是阳光和青草。我骑着花３００多元买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转悠，那时最时尚的艳芳照相馆和百货大楼，都留下了我的身影。”一位郑州市民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郑州艳芳不仅在郑州人心中印象深刻，而且在山西、陕西等地区人们的心中已经深深扎根。他们遇有全家福、结婚照、会议照等重要纪念活动常来郑州艳芳邀请摄影师前往拍照。

　　“当时除了二七路南头的艳芳照相馆（现为天成珠宝），公司又在二七路８１号（人民公园东门对面）成立了郑州市彩色扩印中心（现为艳芳摄影）。我负责中心的管理工作。”

　　“那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外地来中心拍照的顾客都是要住宿的。”侯磊说，“那时候，这里一层全部是床铺，来拍照的人拍完后，住上一两天，等取了照片再回去。”

　　郑州艳芳曾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及常香玉、陈裕德、邓亚萍等文艺体育名人专门拍照。

　　２００７年新婚的李楠在艳芳摄影拍摄了一套结婚照。面对那么多家新式影楼，李楠为何选择艳芳？

　　“定位不同，最初我也想去那种华贵时尚的店，但比较后发现，艳芳拍摄的照片更耐看，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潮流的改变而暗淡。”并不是所有的顾客都像李楠一样对艳芳情有独钟，如今可供人们选择的机会太多了。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台湾的婚纱摄影进入大陆，他们先进的营销及服务理念给大陆的照相馆带来了第一次大的冲击。此后，照相馆有了一种时髦的称呼叫“影楼”（确切地说应该是复古，民国时也称影楼或影棚），很快，新式影楼便网罗了一大批追赶潮流的年轻人。

　　艳芳受到的第二次冲击是数码相机的普及，便捷的拍摄方式使人们越来越少踏入照相馆，但艳芳还保留着一批忠实的老顾客，其中以全家福最多。正如侯磊所言：“生意最好时就是春节，二十多口、十多口老老少少的大家庭，以及许多三口之家，都来这里拍全家福。”

　　虽然自２００３年年底改为股份制企业后，艳芳早已扭亏为盈，但激烈的市场竞争对艳芳仍是一个考验。所以，艳芳的定位是“人无我有”，他们努力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照一般人照不了的相，比如证件照、大型会议合影、全家福等。侯磊说：“老字号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我们想把艳芳这个老字号发扬光大。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发展连锁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

    艳芳之回忆

　　那年代没有PS，美化照片全靠整修师的一双手

　　如今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的李洪，曾经是我省照相行业在岗的唯一一名照片特级整修师。出生于１９５６年的李洪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３０年。

　　整修这个词与如今的整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整容是把父母给的天然脸蛋活生生要刻画出另一副模样，而整修则是在照片上做些手脚，使自己再翻阅以往照相的纪念册有一个美好的回忆。那时照一张称心如意的相片是很困难的，整修分为修底版、修放大、修彩照这样几个步骤，统称“三修”。

　　１９７６年，李洪被分配到人民照相馆，她用了半年时间熟悉了照相馆的各种工种，营业、照相、暗室、裁裱、整修。照片整修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整修过程中要尽量减少翻拍次数，以免破坏照片的质感。这个既传统又全新的行业，没有过多的理论可鉴，每一次劳动都意味着创造。于是李洪北上北京、东抵上海，遍访名师，还自学了速写、素描，揣摸它们与光、影的内在联系。闻讯上海师傅到驻马店授艺时，她抛下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去就是近两个星期。经过李洪刻苦和忘我的勤学苦练，李洪很快就在照相行业内出类拔萃。

　　“三修是那种费工夫的细活，关键是修底版。在等级考试时，便是修在脸上贴了胶布的照片底版。”回忆往事的李洪有些感慨，“当时我们的工资也很高，是仅次于照相师傅的。那时候整修人员要占到艳芳照相馆总人数的１/４，可如今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三修工作不再设专门的岗位，变成了兼职工种。”

　　艳芳照相馆常常进行技术比赛，常常在艳芳照相馆一楼大厅展示整修作品的李洪很快获得大家的认可，名声一时大噪。指名点姓找她整修的人络绎不绝。李洪说：“记得有位顾客，她母亲的一只眼睛残疾了，她要求在照片上改正常；还有一位顾客的父亲牙齿不整齐，要求在照片上整齐牙齿。”

　　这其实真的很不好做，但经过李洪一双巧手的修整，整修出一张又一张精彩的照片，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然而遗憾的是，经历过风雨考验也见证过彩虹美丽的李洪，却不得不亲眼目睹人工着色的消失。“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各照相馆全都改用彩色胶卷了。从此，‘人工着色’这四个字也就成了照相业的历史了。”李洪说。随着技术的发展，每个行业都要经历这样那样的变革，照相行业也不例外，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很欣慰的，毕竟她曾亲自见证过这段历史，现在留存于她脑海中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记者手记

　　时代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曾几何时，到繁华的二七广场、艳芳照相馆的楼里去拍一张艺术照或者全家福还是一件很奢侈、很风光的事情，一转眼，已经是遍地影楼处处写真了，而艳芳也搬离了黄金地段，甚至淡出了很多人的记忆。其实，艳芳并没有走远，它迁到了人民公园东门对面，依然在二七路上。但就像很多美好的东西只能被怀念，无法被复制一样，今天的艳芳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让年轻人驻足在它的玻璃橱窗外，望着里面摆放着放大后的俊男靓女照片流连忘返、浮想联翩的那个照相馆了。无须感怀什么，时代的发展就是这样迅雷不及掩耳。也或许有一天，怀旧之风渐浓，艳芳的传统人像摄影又会成为一种流行。

　　老郑州什么时候有了照相馆？

　　1919年，郑州最早的照相馆“华光”开业

　　走在郑州繁华的街道上，你会发现最亮眼的莫过于那些装潢精美的影楼了，一家比一家宽敞、一家比一家高档。可是谁知道老郑州当年的照相馆是什么模样呢？

　　照相这门生意在郑州兴起，距今已有近９０年的历史。１９１９年开封商人王炳魁，在开封学有一套摄影、修版、冲印、放大等手艺，来到郑州大同路开办了郑州最早的一家照相馆——华光。开业时，凡来华光照相馆照相的顾客，都可摸彩，摸着什么，就给什么，一般都是些牙粉、手帕、糖果之类的物品。这件事不胫而走，吸引了不少来赶时兴的小姐、少奶奶们和看热闹的人，从此照相行业受到富贵人家的青睐。之后，又有汉口人办的宝芳、亚昌照相馆先后在乔家门、河北沿一带开张。

　　初期的照相馆用的照相机是个庞然大物，所用底片是涂了药液的玻璃片，感光速度很慢，被摄影的人总要挨过一段不短的曝光时间，这样拍成的照片才能清晰。当年的照相馆还未有强光灯设备，照相也得靠天然光，照相馆一般都设在楼上，通称“影楼”或“影棚”，屋顶上装有玻璃可以透光，玻璃下边有纱布帘子，可以用竹竿来拨动，帮助调节光线强弱。

　　后来有了镁粉闪光灯，照相时会“砰”的一声，然后冒出青烟，跟炸药爆炸一样。旧社会的人们对那种陌生的庞然大物并没有什么好印象，甚至一度流传着照相会收取或惊吓到人的魂魄的说法。随着社会风气的开化，去照相的普通人才开始慢慢多起来，逢年过节，给老人家做寿，都会拍张全家福；老友远行，拍照留念，情侣订婚、结婚以至婴儿满月、周岁，儿女小学、中学毕业等家庭大事，都要及时留下倩影。因此，当年的照相馆生意门庭若市。

　　郑州照相业经历了哪些曲折？

　　上世纪50年代，有的照相馆还兼营镶牙、画像等维持生计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时尚和复古总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对新兴事物从排斥到好奇到热衷再到厌倦，但无论哪个时代，新鲜、美丽是人们永远不变的追求。

　　后来照相馆越来越多，到１９３６年，郑州照相馆已发展有９家。生意上有了竞逐，便别出心裁来争顾客，有的为顾客提供道具，穿上戏装，可照“剧装照”，穿上男女礼服可照“结婚照”；有的增添布景，如绘有园林亭榭的背景板，脚下踏些假草皮，让拍照人选用；有的为使黑白相片颜色不变色，研制出棕色相片、拍照放大照片等来满足客户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郑州的多次轰炸和两次入侵，使郑州的工商业遭到沉重打击，照相业更不景气，“华光”一度歇业，迁往西安，“中州”迁往宝鸡。郑州照相馆只余４家。抗战胜利后，郑州市场逐渐恢复，西迁的返郑，闭门的开业，还有一些从业者，仅持一些简陋的照相设备，根本无固定营业门面也申请开业，所以到解放前夕，郑州各式各样的照相馆（点）有１０８户。德化街的国际摄影社规模很大，设备齐全，其次是“华光”“荣光”“光艺”等。但由于市场不稳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大多数照相馆不得不兼营其他商品，如天真照相馆，兼营镶牙补眼等，还有的兼营画像、整形以及照相材料等。有的小照相馆平时竟然连胶卷都不备，用空机器给客人拍，然后再用客人付的费用去买来胶卷，几天后客人来取照片时，则谎称拍坏了，要求客人重拍一次。

　　解放后，照相业被视为“奢侈性行业”，在政府安排工商业发展轻重缓急的规划时，被排在第四类，属于“听其自然”的行业，所以经营困难，网点逐渐减少，１９５３年全市有门店的照相馆只有１９家，１０人以上的店只有３家（国际、和大、联营），多数为两三人的夫妻店。省会迁郑后，郑州市服务业的弱势逐渐显现，于是政府才邀请了广州人员来郑支援，郑州服务业得以完善和发展，照相业从此开始催生“艳芳神话”。

   (郑州晚报/记者苏瑜/实习生任中敏)